中國文學

　　魯鎮的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別處不同的：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檯，櫃裏面預備著熱水，可以隨時溫酒。做工的人，傍午傍晚散了工，每每花四文銅錢，買一碗酒，──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，──靠櫃外站著，熱熱的喝了休息；倘肯多花一文，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，或者茴香豆，做下酒物了，如果出到十幾文，那就能買一樣葷菜，但這些顧客，多是短衣幫，大抵沒有這樣闊綽。只有穿長衫的，才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，要酒要菜，慢慢地坐喝。 　　我從十二歲起，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，掌櫃說，樣子太傻，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，就在外面做點事罷。外面的短衣主顧，雖然容易說話，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。他們往往要親眼看著黃酒從罈子裏舀出，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，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，然後放心：在這嚴重監督下，羼水也很為難。所以過了幾天，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。幸虧薦頭的情面大，辭退不得，便改為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。 　　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檯裏，專管我的職務。雖然沒有什麼失職，但總覺得有些單調，有些無聊。掌櫃是一副凶臉孔，主顧也沒有好聲氣，教人活潑不得；只有孔乙己到店，才可以笑幾聲，所以至今還記得。 　　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。他身材很高大；青白臉色，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；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。穿的雖然是長衫，可是又髒又破，似乎十多年沒有補，也沒有洗。他對人說話，總是滿口之乎者也，教人半懂不懂的。因為他姓孔，別人便從描紅紙〔註一〕上的「上大人孔乙己」這半懂不懂的話裏，替他取下一個綽號，叫作孔乙己。孔乙己一到店，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，有的叫道：「孔乙己，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！」他不回答，對櫃裏說：「溫兩碗酒，要一碟茴香豆。」便排出九文大錢。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：「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！」孔乙己睜大眼睛說：「你怎麼這樣憑空汙人清白……」「什麼清白？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，吊著打。」孔乙己便漲紅了臉，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，爭辯道：「竊書不能算偷……竊書！……讀書人的事，能算偷麼？」接連便是難懂的話，什麼「君子固窮」〔註二〕，什麼「者乎」之類，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：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。 　　聽人家背地裏談論，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，但終於沒有進學〔註三〕，又不會營生；於是愈過愈窮，弄到將要討飯了。幸而寫得一筆好字，便替人家鈔鈔書，換一碗飯吃。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，便是好吃懶做。...

　　我冒了嚴寒，回到相隔二千餘里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。 　　時候既然是深冬；漸近故鄉時，天氣又陰晦了，冷風吹進船艙中，嗚嗚的響，從蓬隙向外一望，蒼黃的天底下，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，沒有一些活氣。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。 　　阿！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？ 　　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。我的故鄉好得多了。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，說出他的佳處來，卻又沒有影像，沒有言辭了。彷彿也就如此。於是我自己解釋說：故鄉本也如此，──雖然沒有進步，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，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，因為我這次回鄉，本沒有什麼好心緒。 　　我這次是專為了別他而來的。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，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，交屋的期限，只在本年，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，永別了熟識的老屋，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，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。 　　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。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，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。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，所以很寂靜。我到了自家的房外，我的母親早已迎著出來了，接著便飛出了八歲的侄兒宏兒。 　　我的母親很高興，但也藏著許多淒涼的神情，教我坐下，歇息，喝茶，且不談搬家的事。宏兒沒有見過我，遠遠的對面站著只是看。 　　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。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，又買了幾件傢俱，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，再去增添。母親也說好，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，木器不便搬運的，也小半賣去了，只是收不起錢來。 　　「你休息一兩天，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，我們便可以走了。」母親說。 　　「是的。」 　　「還有閏土，他每到我家來時，總問起你，很想見你一回面。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，他也許就要來了。」 　　這時候，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：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，下面是海邊的沙地，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，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，項帶銀圈，手捏一柄鋼叉，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，那猹卻將身一扭，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。 　　這少年便是閏土。我認識他時，也不過十多歲，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；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，家景也好，我正是一個少爺。那一年，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〔註一〕。這祭祀，說是三十多年才能輪到一回，所以很鄭重；正月裏供祖像，供品很多，祭器很講究，拜的人也很多，祭器也很要防偷去。我家只有一個忙月（我們這裏給人做工的分三種：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工；按日給...

　　方玄綽近來愛說「差不多」這一句話，幾乎成了「口頭禪」似的；而且不但說，的確也盤據在他腦裏了。他最初說的是「都一樣」，後來大約覺得欠穩當了，便改為「差不多」，一直使用到現在。 　　他自從發見了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後，雖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，同時卻也得到許多新慰安。譬如看見老輩威壓青年，在先是要憤憤的，但現在卻就轉念道，將來這少年有了兒孫時，大抵也要擺這架子的罷，便再沒有什麼不平了。又如看見兵士打車夫，在先也要憤憤的，但現在也就轉念道，倘使這車夫當了兵，這兵拉了車，大抵也就這麼打，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。他這樣想著的時候，有時也疑心是因為自己沒有和惡社會奮鬥的勇氣，所以瞞心昧己的故意造出來的這一條逃路，很近於「無是非之心」〔註一〕，遠不如改正了好。然而這意見，總反而在他腦裏生長起來。 　　他將這「差不多說」最初公表的時候是在北京首善學校的講堂上，其時大概是提起關於歷史上的事情來，於是說到「古今人不相遠」，說到各色人等的「性相近」〔註二〕，終於牽扯到學生和官僚身上，大發其議論道： 　　「現在社會上時髦的都通行罵官僚，而學生罵得尤利害。然而官僚並不是天生的特別種族，就是平民變就的。現在學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，和老官僚有什麼兩樣呢？『易地則皆然』〔註三〕，思想、言論、舉動、丰采都沒有什麼大區別……便是學生團體新辦的許多事業，不是也已經難免出弊病，大半煙消火滅了麼？差不多的。但中國將來之可慮就在此……」 　　散坐在講堂裏的二十多個聽講者，有的悵然了，或者是以為這話對；有的勃然了，大約是以為侮辱了神聖的青年；有幾個卻對他微笑了，大約以為這是他替自己的辯解：因為方玄綽就是兼做官僚的。 　　而其實卻是都錯誤。這不過是他的一種新不平；雖說不平，又只是他的一種安分的空論。他自己雖然不知道是因為懶，還是因為無用，總之覺得是一個不肯運動，十分安分守己的人。總長冤他有神經病，只要地位還不至於動搖，他絕不開一開口；教員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，只要別有官俸支持，他也絕不開一開口。不但不開口，當教員聯合索薪的時候，他還暗地裏以為欠斟酌，太嚷嚷；直到聽得同僚過分的奚落他們了，這才略有些小感慨，後來一轉念，這或者因為自己正缺錢，而別的官並不兼做教員的緣故罷，於是就釋然了。 　　他雖然也缺錢，但從沒有加入教員的團體內，大家議決罷課，可是不去上課了。政府說「上了課才給錢」，他才略恨他們的類乎用果子耍猴子；一個大教育...

　　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〔註一〕君帶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後不久，便向我訴苦說：「寂寞呀，寂寞呀，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！」 　　這應該是真實的，但在我卻未曾感得；我住得久了：「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」〔註二〕，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。然而我之所謂嚷嚷，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。 　　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。老於北京的人說，地氣北轉了，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。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；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，夏才去，冬又開始了。 　　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，而且是夜間，我偶而得了閒暇，去訪問愛羅先珂君。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；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，天下很安靜。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，很高的眉棱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，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緬甸，緬甸的夏夜。 　　「這樣的夜間，」他說，「在緬甸是遍地是音樂。房裏，草間，樹上，都有昆蟲吟叫，各種聲音，成為合奏，很神奇。其間時時夾著蛇鳴：『嘶嘶！』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……」他沉思了，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。 　　我開不得口。這樣奇妙的音樂，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，所以即使如何愛國，也辯護不得，因為他雖然目無所見，耳朵是沒有聾的。 　　「北京卻連蛙鳴也沒有……」他又嘆息說。 　　「蛙鳴是有的！」這嘆息，卻使我勇猛起來了，於是抗議說：「到夏天，大雨之後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，那是都在溝裏面的，因為北京到處都有溝。」 　　「哦……」 　　過了幾天，我的話居然證實了，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十幾個蝌蚪子。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裏。那池的長有三尺，寬有二尺，是仲密所掘，以種荷花的荷池。從這荷池裏，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，然而養蝦蟆卻實在是一個極合適的處所。 　　蝌蚪成群結隊的在水裏面游泳；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牠們。有時候，孩子告訴他說：「愛羅先珂先生，牠們生了腳了。」他便高興的微笑道：「哦！」 　　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卻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。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，常說女人可以畜牧，男人就應該種田。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，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；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，勸她養蜂，養雞，養豬，養牛，養駱駝。後來仲密家果然有了許多小雞，滿院飛跑，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，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。 　　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，來一回便買幾隻，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，發痧，很難得長壽的；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...

　　某君昆仲，今隱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學時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漸闕。日前偶聞其一大病；適歸故鄉，迂道往訪，則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勞君遠道來視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補〔註一〕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記二冊，謂可見當日病狀，不妨獻諸舊友。持歸閱一過，知所患蓋「迫害狂」之類。語頗錯雜無倫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體不一，知非一時所書。間亦有略具聯絡者，今撮錄一篇，以供醫家研究。記中語誤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雖皆村人，不為世間所知，無關大體，然亦悉易去。至於書名，則本人愈後所題，不復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識。 　　一、 　　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 　　我不見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見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發昏；然而須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趙家的狗，何以看我兩眼呢？ 　　我怕得有理。 　　二、 　　今天全沒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門，趙貴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還有七八個人，交頭接耳的議論我，又怕我看見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兇的一個人，張著嘴，對我笑了一笑；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，曉得他們佈置，都已妥當了。 　　我可不怕，仍舊走我的路。前面一夥小孩子，也在那裏議論我；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，臉色也都鐵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讎，他也這樣。忍不住大聲說：「你告訴我！」他們可就跑了。 　　我想：我同趙貴翁有什麼讎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讎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〔註二〕，踹了一腳，古久先生很不高興。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，一定也聽到風聲，代抱不平；約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對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時候，他們還沒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睜著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這真教我怕，教我納罕而且傷心。 　　我明白了。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！ 　　三、 　　晚上總是睡不著。凡事須得研究，才會明白。 　　他們──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，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；他們那時候的臉色，全沒有昨天這麼怕，也沒有這麼凶。 　　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，打他兒子，嘴裏說道：「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幾口才出氣！」他眼睛卻看著我。我出了一驚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，便都哄笑起來。陳老五趕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 　　拖我回家，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；他們的眼色，也全同別人一樣。進了書房，便反扣上門，宛然是關了一隻雞鴨。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細...

　　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裏，一轉眼已經六年了。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，算起來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裏，都不留什麼痕跡，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，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──老實說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 　　但有一件小事，卻於我有意義，將我從壞脾氣裏拖開，使我至今忘記不得。 　　這是民國六年的冬天，大北風刮得正猛，我因為生計關係，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一路幾乎遇不見人，好容易才僱定了一輛人力車，教他拉到Ｓ門去。不一會，北風小了，路上浮塵早已刮淨，剩下一條潔白的大道來，車夫也跑得更快。剛近Ｓ門，忽而車把上帶著一個人，慢慢地倒了。 　　跌倒的是一個女人，花白頭髮，衣服都很破爛。伊從馬路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來；車夫已經讓開道，但她的破棉背心沒有上扣，微風吹著，向外展開，所以終於兜著車把。幸而車夫早有點停步，否則她定要栽一個大觔斗，跌到頭破血出了。 　　伊伏在地上；車夫便也立住腳。我料定這老女人並沒有傷，又沒有別人看見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誤了我的路。 　　我便對他說：「沒有什麼的。走你的罷！」 　　車夫毫不理會，──或者並沒有聽到，──卻放下車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，攙著臂膊立定，問她說： 　　「你怎麼啦？」 　　「我摔壞了。」 　　我想，我眼見你慢慢倒地，怎麼會摔壞呢，裝腔作勢罷了，這真可憎惡。車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討苦喫，現在你自己想法去。 　　車夫聽了這老女人的話，卻毫不躊躇，仍然攙著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我有些詫異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駐所，大風之後，外面也不見人。這車夫扶著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。 　　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，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，剎時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須仰視才見。而且他對於我，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，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「小」來。 　　我的活力這時大約有些凝滯了，坐著沒有動，也沒有想，直到看見分駐所裏走出一個巡警，才下了車。 　　巡警走近我說：「你自己僱車罷，他不能拉你了。」 　　我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袋裏抓出一大把銅元，交給巡警，說：「請你給他……」 　　風全住了，路上還很靜。我走著，一面想，幾乎怕敢想到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擱起，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麼意思？獎他麼？我還能裁判車夫麼？我不能回答自己。 　　這事到了現在，還是時時記起。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，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。幾年來的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時候...

 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，後來大半忘卻了，但自己也並不以爲可惜。所謂回憶者，雖說可以使人歡欣，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，又有什麼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，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現在便成了《吶喊》的來由。 我有四年多，曾經常常，——幾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質鋪和藥店裏，年紀可是忘卻了，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，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，在侮蔑裡接了錢，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。回家之後，又須忙別的事了，因爲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蘆根，經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對的，結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。然而我的父親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，我以爲在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異路，逃異地，去尋求別樣的人們。我的母親沒有法，辦了八元的川資，說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爲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，所謂學洋務，社會上便以爲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，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。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，終于到N去進了K學堂了，在這學堂裏，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，算學，地理，歷史，繪圖和體操。生理學並不教，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《全體新論》和《化學衛生論》之類了。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，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，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，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。 因爲這些幼稚的知識，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。我的夢很美滿，預備卒業回來，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，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，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，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，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，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，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時間還沒有到，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，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。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，關于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，我在這一個講堂中，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，一個綁在中間，許多站在左右，一樣是強壯的體格...